標籤彙整: 淺探近代西方戲劇

猶如每刻都給「果陀」包圍的日子……

﹣又回到貝克特的《等待果陀》

第一次看薩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美國侯斯頓(Houston)賴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內的漢姆漫會堂 (Hamman Hall),記憶猶新:兩個身穿萊路與哈地(Laurel and Hardy)式衣裝的流浪漢,冥冥打開了我叩問生命中一切行動背後本質意義的思考門戶!自始,貝克特作品便成為我日後持續思考的重要梯階:由他的短劇、小說以至長劇,及至他超級冗長的句式到簡約的戲劇行動指示,之間引發我從可能隱喻探討存在的意識本質。我在香港首個導演作品是1984年在藝術中心麥哥利小劇場自資製作貝克特的《終局》(“Endgame”)。以「終局」來「開展」自己的「事業旅程」,回想起來也真的弔詭,似是一種學習「先死而後生」的修心功課。或許,那次用上了五個月綵排的經驗,焦點不獨在戲劇,更重視的是貝克特戲劇結構和文字創作背後所揭示的存在意志,箇中非比尋常的叩問旅程,教當時仍年青的我學習重溯幾曾活過的日子。及後二十年,再度兩訪貝克特的《快樂日子》[i](“Happy Days”),其間更在我的一篇研究身體的論文[ii]中,建立「貝克特路徑」(Beckettian Trail)的理論想像:以貝克特對生命竭而不捨地探知的精神作啟示,藉「藝術行動」(art-in-action)進行重整生活及建築另類身體意識領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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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豈真)互不相識的一小時

﹣重訪彼德漢德克的大觀園

 彼德漢德克Peter Handke,奧地利文學家,寫詩,寫小說,寫舞台劇本,寫散文,亦給電影編劇和導演,風格前衛、創新,多產而具深遠思考空間,有啟發性。他曾強調:透過書寫,可平伏時常充斥內心的焦慮。

焦慮,可大,可小。生活裡焦慮似近還遠:此間一時三刻的焦燥,或是霎時生理的警號,也許是邀請你我追蹤其衍生的原委,甚至於存在本質和個性的由來。人間美景和苦困,俯拾處處,看君可真從容觀之!在電影《柏林蒼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英語版譯成 “Wings of Desire”漢德克對感悟存在和體恤生命的人文筆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世情,必須亦遠亦近,學習兼容眼下箇中種種。漢德克的文字世界,是邀請眾生重拾修行的漫遊圖,引領觀者潛入尋常慣性,跨越任何可能障礙,借物悟象,「行動」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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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如動物園

﹣愛德華.艾爾比《動物園故事》的前世今生

1958年美國劇作家愛德華艾爾比(Edward Albee, 1928-)用了三星期寫了一齣名叫《動物園的故事》(The Zoo Story)的獨幕劇,亦是他戲劇旅途的第一個作品。2009年他給作品加上多一幕「家庭生態」(Homelife)在前面,將五十年前後兩幕戲合併在一起,命名為:《愛德華艾爾比的如家如動物園》(Edward Albee’s At Home at the Zoo)!連自己的名字也加進劇名上,他還下令(除教育機構外)日後禁止單獨上演《動物園的故事》!五十年前後的艾爾比,目睹了怎樣的社會蛻變(或骨子裡沒多大改變),要進(或退)一步回應年輕時早種下對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生活及精神的批判?活了八十載,豈真有「如家如動物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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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完沒了的夢魘

– 重構貝克特《等待果陀》的「果陀印象」

讀愛爾蘭文學家森姆.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的作品,根本是一個沒完沒了的「夢魘」,因為,它讓我無時無刻看見「果陀」的虛無面相…… 

「果陀」(Godot [音GOD-oh]),一個純粹被貝克特製造出來的字。誰說「它」是一個人物、或是疑似神(God)的「祂」?最少,在貝克特於1949年完成的劇本《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果陀」不一定是一個「人物」!按作者表述,字源靈感來自法文俚語 gollidot(即英文 boot),意涵「與腳有關的遊戲」。如劇本中人物與所穿的靴,二者建築著連串不尋常的「對話」。按劇本而言,「果陀」是「不知何許(人)也」!既似虛擬,亦是一種慾望的投射,以給生活裡種種「行動」一個原因或意義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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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流和推銷慾之間的落差

﹣從《推銷員之死》探索一個尋常角色的不尋常性 

記得在美國大學修讀戲劇的時候,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的1949年作品《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是熱門的劇本選材之一。我亦在表演課上曾選演劇中有關Happy和Biff的其中片段,我扮演Happy,演Biff的對手是一名南美阿根廷人,二人不論由外表到內涵(包括口音),都沒法教人想像是「兩兄弟」。戲如是演,教授卻滿腦子「米勒的角色印象」,給我倆循「表演」上提出意見。誠然,那日只是課堂習作,但對同學和我的經驗來說,絕對不是劇作家會關心的問題 ﹣一個有關跨文化地域的角色想像。相信1983年米勒親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英若誠合作執導此作品的時候,他面對的豈會是單純美國的《推銷員之死》?演員在假裝自己是美國人的同時,中國(或甚至純粹的北京)文化又豈能沒有影響角色上的詮釋和演繹?單從英若誠的翻譯本與原文對照,已有不少因語言及文化的落差,出現了不少直譯和意譯的判斷,對原文寓意運用的文體轉移,難免出現很不一樣的理解。戲劇,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畢竟引進不少作者盤算以外的閱讀元素。角色的意識流,在文化落差下,或許已種入文本體積以外的身分、矛盾和地緣經驗,注入多元而複雜的多邊文化交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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