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能真的「得救」?

– 重讀英國劇作家愛德華邦德1965年作品”Saved”

「我」,能否「得救」?

這問題本來十分吊詭:究竟是在群集社會中要尋找到「我」的存在意義,還是因社會本質的腐敗,才會期望「得救」?在盲從篤信弱肉強食的商業社會,對以體制之名爭取到既得利益的人來説,誰會承認制度上存有剝削和利益輸送,造就了「腐敗」的局面?在資源以至精神嚴重失衡下,誰真的願意或能夠拿出道德勇氣,伸出援手,「拯救」看似事不關己卻長期潛伏的社會生態問題?

不知何時開始,社會上總存在「看不見的階層」(the invisible class),他們一無所有(dispossessed),浮游在底層,嚴重被忽視和喪失了建築願景的條件與能力。而今天,這階層更隱藏在手機或電腦鍵盤背後,正在不斷擴大中,卻彷彿教人進一步看不到真實面相的腐敗⋯⋯

英國劇作家愛德華邦德(Edward Bond)的1965年作品“Saved”,正揭示這隸屬一無所有的一群,如何在看不見「上流出口」的惡劣環境下,無所適從的沉溺在教人沮喪的邊緣,除終日重複在沒有意義的勞動工作外,唯獨借性交、暴力、戲謔、物慾和失重的語言,以體現卑微的存在感⋯⋯

事隔五十多年,大觀世界不同國度,邦德所展示的「殘酷現實」,似乎從來沒有褪色。更甚的是,這無力感已延伸至中產家庭的「年輕一代」,在強烈被物質壟斷了精神生活的過程中,「上代人」的自負,藉體制擁持著龐大的旣得利益,製造出跨世代的貧富鴻溝,以至「下代人」無法追上較合理的生活條件。這問題對今夕不少香港年輕人來説,猶如胸中鬱壘,彷彿要強行騎著一匹「用棄置電腦版合成」的馬,在物質文明的廢墟上,模仿電漫版唐詰訶德衝著眼前怪獸似的「大風車」,冀望能拾得一二精神和生活倚靠⋯⋯

天地之始,人的原本動能,是眼見危難便奮力自保求存!直至那天,意識到有群居的需要,以保障生存條件,遂互相幫助,謀合壯大勢力的出口,以保護族群家園,這應是原來群集目標。所謂「得救」這概念,恐怕是循人類氏族社會發展到對集體「危險/危難/腐朽/墮落」意識的延伸,遂各自按周邊條件,盤算生存中可能出現的災害,冀望能拯救眾生於眼下危機,如是,這相應建築出來的「後設慾望」,每存在著許多按當下的「價值取態」罷!

記得年輕時,我可能因個子短小,終日垂著頭走路,在街上屢碰上兩類人試圖「打救」我:傳道的和「行古惑」的!究竟,對不同人來說,怎樣才算「得救」?同樣,想「拯救」他人的心,又如何萌生?屈指一算,那時候,由家庭、親朋、學校、教會到(從來籠統呈現著的)社會及相關組織,總各自按著既有體制道德的規則,給我以「黑豬」或「紅色分數」式樣蓋上「失敗烙印」,貼上不少莫名的「罪行/罪名」,更經常要面對一大堆難看嘴臉,好像在強調:要「得救」,必須「聽講聽話」!在欠缺完全經濟自主獨立的條件,加上不安的情緒和沒有消化好的一籃子「道德教育」,每每在充斥著混淆視聽的公共(包括商業)傳播媒體的感染下,人的行為和意志,要相應面對的沉重考驗,默默合成出十分複雜的人生體驗!能跨過那段日子,委實還算僥倖!否則,應難免步入邦德在“Saved”一劇中所描述猥瑣的、不道德的、沉淪的世界!

畢竟,邦德赤裸展示著在龐大體制化階級利益支配下跨不出世代貧窮的一群!他們不單欠缺以人為本的教育支援,不論如何努力,也只是被淪為商品般,其存在價值浮誇,人倫關係疏鬆,缺乏精神生命的支柱。生活,在面對從沒有空間或機遇去認真消化或理解的體制剝削下,剩餘唯恐只是一堆麻木不仁的遊戲和沒完沒了的(包括虛擬的)物慾,每日浮游在看不到前景的身體蠕動間,一邊倚仗自嘲或一二「動篤笑式」的猥瑣幽默,一邊等待人家「拯救」(或是骨子裡面只想「矇混過關」而已)!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階級制度是支配利益放送的重要武器!當中的階級鬥爭,每把勞工建築在市場等值上,以美麗謊言(廣告和操控媒體)合理化「自由經濟」的剝削,以偽善和政策過濾社會長期存在的階級及利益矛盾。為長期維持既有利益或爭奪更大利益的過程中,製造出一群又一群被邊緣化的年輕一代⋯⋯

荒謬的是,社會上存在龐大的利益集團,長期在容許著這不公不義的行為!

荒謬的是,你我好容易因薄弱的道德意志,又淪陷變成「合理同謀」!

當人被一再推入大量群集和機械化的工作環境下,就連個體安全也不斷面對存在價值的挑戰時,連串暴力或不仁的情緒不斷在膨脹,縱使身體充斥著無時無刻試圖走出樊籠的慾望(包括耳筒上無休止作「聲音消費」的「娛樂」),試圖在工業化行為中找到片點仍可自主自控的能力,最後才發現,眼下每天的手機和上網行動,畢竟是自己又一次被人家數據化的體制支配著慾望去向,進一步走入被吞噬的現實!

要真的理解當中的不仁,邦德選擇了直視問題的核心,以「超級寫實」(super realism)的筆觸,拿走任何可能片點滲透的「同情」,以確保觀眾目睹「無情的真相」!他讓你我赤裸裸靠近,看清楚在如此境況下人被徹底剝落尊嚴的存活方式:原來,肢體比語言來得更貼切存活的真實滋味!原來,語言和暴力成為最接近工人階級存在現場的雙胞兄弟/姊妹!

當龐大的論述被操權者(和資源及政策制訂者)支配,對浮沉在看不到的社會邊緣者來說,每天語話,遂變成慣性的破碎,只有斷續不一的呼吸節奏,企圖把存在模糊化,才能成功讓人不用靠得太近!太近,意味著難以逃避的責任危機!吊詭的是,在終日試圖活出點意思的過程中,卻嚴重缺乏有遠景的方向和有效的方法,餘下,只是一連串缺乏人道的待遇下,保守著任何可能維持一線自尊的「生活態度」,儘管是愚昩的、具破壞性的和不道德的,心裡卻不停叫嚷著:又何妨!

途經超過半世紀的今天,邦德在“Saved”一劇中所繪畫的世界依然沒有消失,甚至變本加厲的在大家最意想不到的領域中,滲透著更龐大莫名的體制暴力。在網絡霸權的陰霾下,像劇中青年,多少年輕人意味到自身處境,在「隣居」也名存實亡的世代裡,他們或許只能回到手指間可能發出的破落訊息(當中充斥著不同層次的語言暴力),試圖借指尖的慾望,在被數據化之前的短暫浮動,爭取到片點仿似自主的空間。當中的無力感,猶如劇中被石頭擲死的嬰兒,無法揚聲求救!在仿似以卵擊石、或以肉身撞向高牆般的無助下,如何在充斥著「白色暴力」的環境,挽回片點存活的自尊, 唯有在高壓下暴走,回到動物本能!更吊詭的是,資本家更利用眼下實在的暴力,進一步以「暴力娛樂」借電影電視及媒體傳播出去,無孔不入的、以低廉的價格,既賺取任何可能倍增的利潤,亦有效粉飾「暴力」的「美麗面相」,猶如行動催化劑,教人墮入莫名的混亂中!

一個龐大社群,竟強烈感覺孤立無援!不是沒有工作,而是在工作本質上重複和乏味的詛咒下,在遙望不到可改變將來生活質素的絕望下,就連最起碼的人道尊嚴也被剝奪,結果,他們仿如全身配件被拆除,剩下成為「無情的」、「漠視一切」的、被粗暴標簽的「隱性族群」!

假如說我們的基因早存有一種存亡的判斷,在看不見可即至的「將來」下,對新生代的態度,或許早植入消極的種子,以確保「不再延續厄運」的悲憤!只是,當悲憤也嚴重缺乏的時候,就連性交也只是機械式存在著,以填塞每日莫名的空洞,又怎麼可能存在任何憐憫之心?體制的暴力,彷彿早磨掉任何激情,又或是早以看穿「激情」背後可持續發展的商機,一再將他們的存在隱藏成下一塊可宰割的肉,又或以「香薰」之名,推出連串「壓抑體臭」的產品,給下一步更深入的剝削矇混過關!

開筆前一星期,適逢香港發生了兩件事,以「社會常軌」判斷,份屬大小事各一:大的是香港財政司在龐大年度盈餘下公告來年公共開支預算案;小的是一名被懷疑患有「自閉症」的中學生因在街上撞倒路邊用的宣傳易拉架而被人指控偷竊,在恐慌逃走時給路過警察暴力對待,強行拉上警車。兩者看似毫無關聯,但倘若仔細追蹤其內藏嚴重的「社會隱疾」:前者,如常以「大數據」和「(挪移)大論述」的政策處理「地方事務」,以鼓吹驅動大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制為借口,對民生本質需要卻如常缺乏深入的探討和作出相應的資源運用,本來理應是「大件事」,卻總被一般市民看成習以為常的另一宗尋常「官商勾結」新聞而已;後者,看似街頭爭執而引發出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精神暴力、身體暴力),埋伏著社會上一直未有正視的民生痛症,在長期強調物資生產下埋藏著的精神失衡,導致只知上綱上線,聲討「管理至上」,卻不理生活因由,操權者亦多嚴重缺乏尋找社會上種種精神抑壓現象底部的決心!看似小事,背後的社會課題卻是本質上深遠和龐大的⋯⋯

誰真「得救」?誰出手「拯救」?救,是「止」?是「助」?是「護」?或猶「禁」也(按《康熙字典》註釋)?行動背後,充滿著重重難以簡單言說的文化累計,加上體制化下的政策性詮釋,「救」也是按選擇性情理而成就的「索」,其判斷每教人不知如何解讀!擁有決策權的和按利益接受監控的會對「救/不救」有著不一樣的期望,「得救」者背後,每充斥著重重計算!「拯救」者的「援手」,背後又會是按照怎樣的盤算,以淡化可能出現的混亂?當中,如何釐清行動的內涵,畢竟是拆解現今社會結構的重大功課⋯⋯

作為社會戲劇(social drama),邦德聚焦在幾個看似不受重視、亦驟眼一點也不值得擁抱的「小人物」的「生活惡行」,最後以莫名的靜寂,好像把一切拉回到「如常運作」的理所當然。我想,並不是劇作家在嘲笑這群人的愚昧無知,而是如他所言:一切在看似「近乎鎮壓不住的樂觀」(almost irrepressibly optimistic)底下,試圖給我們提供看似不連繫的生活片段,之間,充滿靜觀的空間,教人可深思其所以,或明覺這些人物和所謂的「人生」背後,細味社會因何合成出那麼龐大的扭曲!

於1965首演後曾經被禁止上演的“Saved”,在傳統體制泛道德的保守主義的勢頭下,邦德的「劇」場,明顯觸碰到文化主軸不安的神經,直到名演員羅蘭士奧莉花(Lawrence Olivier)強調“Saved”不是給兒童看的戲劇,它是給成年人的,他們應具備勇氣去正視背著的世界!這改變了整個戲劇文化價值的作品,教我想起十九世紀末法國年輕劇作家阿爾弗雅里(Alfred Jarry)在1896年12月10日搬上舞台的《烏布王》(“Ubu Roi”)在同日即時被禁止繼續上演的「現代劇場事件」,同樣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同流合污的貪婪和粗暴,結果,它成為現代戲劇史中影響深遠的作品。

道德,本來是人後知後覺而建築出來的!孔子倘若不是生於亂世,目睹當時社會民生陷入的災難,是寫不出《論語》般言禮言教的學説。奈何,因後設而成的「道德範本」,輾轉成為日後操權者的管治武器,其「道」其「德」,亦因而扭曲變形!昔日“Saved”由被禁到解禁過程中,反映著一個健康社會必須存在的自省,才能打開改變!關鍵不在戲劇本身,而是藝術行動背後必須肩負的文化責任,以揭示民生痛症的根由。當暴力變成另一種被廉價販賣的商品,其道德何從?當權的以「法治」之名,合理化行使暴力和執行與之相關的政策,又是怎樣的「道德」?這一切,教我感受到那十五歲青年在街頭被武力拑制下的狂叫,畢竟是怎樣的聲音!

“Saved”的角色,看似嚴重缺乏對錯觀念,更對周邊任何人(不論男人女人以至嬰兒)欠奉基本的尊重。劇作家的對象似乎是直指觀眾:當目睹以擲石導致嬰兒無聲死亡,如何安置自身的道德判斷?究竟是強烈資源分配不均下的文化貧乏,還是早習慣了麻木的生活,一切只看作消費式娛樂,沒有什麼後果或文化承擔可言?想深一層,我們畢竟走了多遠,可不都成為共謀,完成了眼下的體制暴力?也許,《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早已預測了我們如何由「禮教文明」走上與「體制墮落」同謀的路,只是,「古時記憶」都流為「可販賣的文化產業」的時候,難怪台灣作家駱以軍借他再進一步揭示當代世界文明崩毀下一切被肢解的僵局 !

劇場的對象是誰?消費者?還是「觀」眾?劇作家的藝術行動,正是藉充斥著矛盾角力的「劇動」,觸碰文明深處幾未安頓的文化痛症!邦德以十三場揭開著文化破落的戲,考驗行觀者的心,是否只擁抱著捕獵者的神志,忘記窺探或審思更巨大的社會以至文化、經濟和政治課題?教我想起瑞典電影導演Roy Andersson 1991年的短片 “World of Glory”,以簡約的十五組長鏡頭影像,展示當代人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只是追求物質文明,背後卻付上的沉痛代價。由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至今,先後無辜受害的兒童無以為計,從戰禍延伸至後續體制性的利益爭奪禍端,當「犧牲」變成「正常化」的政策時,如何逆轉生活中種種,邦德似乎是透過“Saved”中Len的連串不完整抉擇,試圖勾勒出片點卑微的「命運呼喚」!在世界從沒認真看到他或真的重視過他的情況下,加上他嚴重欠缺解決問題的條件,Len仍依稀沒有停止過去尋找出路。他可能的「愚癡」和不放棄去追問,連同幾分仍掛口邊的幽默感,畢竟這些是剩下的僅存生活出口:

他對和Pam的初次邂逅直接性交,但沒放棄想知多一點點⋯⋯
他記掛自己未付房租⋯⋯
他說他愛「任何光亮的東西」⋯⋯
他會追問Pam父母的「歷史」⋯⋯
他深信不疑有時候人要作出抉擇,不可能等待腐爛⋯⋯
他相信孩子需要更好的家⋯⋯
他是唯一出手照顧哭泣的嬰兒⋯⋯
他彷彿真的關切所「愛」的(只是過於愚昧而已)⋯⋯
他不停的以行動說服自己相信的(包括將破壞了的椅子修理)⋯⋯

以上或許不足以去支持Len成為一個「偉大的角色」,更從缺支撐著生活的任何細節。存在,只是片段式的過渡,之間的空白,畢竟是行觀者重要的功課!

這「生活碎片」,教我回想月前一名被視為「有自殺傾向」的16歲中學生如何被校方社工和訓導組由學校強迫遏制上救護車,送給「精神科專家」評估他的行為和可能出現的「傷害性」。背後一切,青年一直都給不同「專家」挪移著「存在」的去向,卻沒人貼近去關心他的感受和情緒因由,結果:嘗試關心的老師被勸不要去醫院「探病」,以免人家直屬老師知道後不滿;社工按問卷調查分析,要求同學在校外接受「精神評估」,卻少有徹底理解其家庭狀況和學習狀態;父親接受「專家決定」,不讓兒子回家,也欠缺直接對話;訓導處接受校長行政指令,把「問題學生」外放為上,以免在學校出現事故等等。我和這位年輕朋友的電訊交流,遂成為「另一宗不智抉擇」,卻沒人問:「他和你聊甚麼?」其實,自從年前在學校工作坊認識他,便斷續的對談,他用短簡的英語(為方便加上可洩憤的「穢言粗語」),我用中文白話,他總愛問,我便自由聯上生活種種,也分享身體曾患上抑鬱症的經驗。為何這位同學不能在學校和家庭中討論問題,而大伙兒卻一起採取「體制化語言」,把「同學的身體」按「一般社會價值」討論,獨欠關愛和認知其特殊處境背後缺席的人情!他的身體,卻無時無刻在發出訉息:「你們看到我嘛?」

當大家覺得這同學「已很幸運」,得到「如此關注」,最少沒像Len和他的「朋友」成為「看不見的階層」!只是,這種所謂「被看見」的背後,卻同時隠伏著許多「(選擇性)看不見的東西」。如是,這位冀望人家「看到他」的同學和Len等處境相比,或許他「真的較幸運」:

他比Len年輕四歳(卻染上抑鬱症)⋯⋯
他就讀頂尖子學校,接受「體制教育」(卻發現學習和生命學問嚴重脫節)⋯⋯
他有自己的「家」,只是父母離異卻因經濟原因依然「同處一屋」(他形容自己像寄居旅館)⋯⋯
他正處青春期,但因個子小和患有濕疹,全身皮膚敏感,導致嚴重不喜歡自己(但他每次發問多由「我」開始)⋯⋯
他的飲食習慣好像和他身心健康沒太大關係(學校談的「健康」只是下一份試題需要填上的資訊)⋯⋯
他不像Len關心別人,他連關心自己的方法也說不出來(因太多人和太多資訊,教他無所適從)⋯⋯
他仍在學,活在中產階層,終日接受「中產價值的忠告和調教」(對Len而言,他們那伙兒早跌出「體制保護罩」)⋯⋯
他和人聊天時,無法正視對方或作較簡單的眼神交流(因他太擔心人家如何看他)⋯⋯
他經常糾正人家對自己英文名字的正確串法(作為頂尖班別一份子,英文似乎理應比中文似乎更被重視,至少這是校長和老師給他的印象)⋯⋯
他喜歡在群集中化成丑角,以隱藏任何可能出現的比較(Len等早懂得「講笑話」是每日重要的心理出口)⋯⋯
他擔心假如真的自殺死後人家會怪責他(如Len等,他們都有自尊心)⋯⋯
他重視自己是否夠聰明(以應付周邊無休止量度生活的「技術指數」)⋯⋯
他説話和字訊的句子從來很短,也不完整(大部分是「借來的語言」)⋯⋯
他說不出自己存在的價值,但十分擔心考試成績(那理應是Len等早在沒有選擇下遠離「體制的期盼」)⋯⋯
他不會如Len追蹤自己、父母或他人的歷史(彷彿手上已擁持著許多被輸送但不明所以的「歷史數據」)⋯⋯
他不愛談身體但不論冷熱,會長期用毛衣和長袖衣褲包裹著全身(學校是一個不會討論身體的地方)⋯⋯
他想靠近人的時候,會遊近焦點對象但瞬間又走到不當眼處(眼睛卻不停審查人家可有注意到他)⋯⋯
他比Len物資上富足多了(但同樣填滿著「精神貧窮」)⋯⋯

這裡不是試圖給兩者作比較,看誰比誰更不幸!又或是,品評誰會「得救」!畢竟,一個真實,一個虛擬!但劇場上虛擬的,多是壓縮了的實相(heightened reality),是今天身處香港的你我,對邦德探討的世界可再延伸聯想實存的社會境況。當我們真的以為「看不到」代表不存在,而所謂「看到」的又畢竟潛在多少「看不到」的事件?

五年後,當上面那位同學21歲,他會成為另一個Len嘛?還是,你我繼續擁持可容易靠近的「體制現實」,選擇放棄生活上建築獨立自主的判斷能力?當周邊的人都莫名的擁抱著某種不知其所以的道德價值,先哲曾強調的思考意志,正在萎縮至難以辨認,餘下只是虛無的旗幟,彰顯著的「集體暴力」,最後也難逃其中作為「同謀/合伙人」要付出的沉痛代價!邦德關懷的弱勢社群,也正是揭開當代社會嚴重傾斜的現象,當作為人的基本生活和權利被體制剝削得體無完膚,最少,新生代的前途,是否理應給他們自抉的空間,讓文化浪潮可繼續自由滾動?

假如再追問:「我」,能否「得救」?你我究竟可重新怎樣去看這問題?為何我們如此懼怕「自救」,一再放棄自我賦權,重整每天當下可再擁抱的自在?

邦德選擇了靜默去完結“Saved”!
(當中,只有一句話:「給我一把鎚子!」只是沒有人回應⋯⋯)

何應豐/2018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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